夏朝的研究，被誉为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尽管我们考古上已经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也开展了国家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但围绕夏朝的谜团依然没有完全解开。甚至就连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也存在着许多争议。今天，我们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看日本学者眼中的夏朝是什么样的。

在我之前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到，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夏朝实际上只有一半，或者说它被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首先，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前后仅存在大约200年，这与《竹书纪年》中所记载的“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并不相符，远远超过了《晋书》所说的“夏年多殷”（即夏朝比商朝长久存在550年）这类说法。其次，除了二里头遗址外，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600年之间，夏纪年范围内，并没有发现任何一处遗址，能够与二里头的规模和影响力相提并论。

曾担任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的许宏教授曾坦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一二百年的时间里，考古学上没有发现与传世文献中描述的‘王朝气象’相符的遗迹。”因此，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虽然确认了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都斟鄩的所在地，但也承认，二里头只能算是夏朝晚期的都城。“以王城岗遗址二、三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应当是考古学上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然而，王城岗遗址的绝对年代已经回溯到龙山文化时期。从城址规模（仅有二里头遗址的十分之一，面积仅30万平方米）以及文化渊源来看，王城岗遗址所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并不是二里头文化的直接源头。事实上，河南龙山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例如在崇山一带，同为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主要以深腹罐为主，且有鬲，而煤山类型则以鼎为主，尽管两者相邻，差异仍然明显。

二里头文化中的日用陶器（代表下层平民）源自本地河南龙山文化中的王湾类型，但铜、玉、陶质礼器和丧葬习俗（代表上层文化）却呈现出多元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种结论：第一，二里头文化的第一期到第四期，实际上就是完整的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并不是夏朝晚期的都城，而是从始至终都是夏朝的王都；第二，夏朝是从尧舜时代的天下万邦中脱胎而来，所以在夏朝的前期，各地互不统属、征战频繁的局面，与龙山文化晚期并无太大区别。所谓的夏朝，可能只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普通城邑。但在公元前1800年后，随着各地龙山文化聚落的崩溃，夏族趁机崛起，建立了多元归一的王权政治。换句话说，夏朝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真正意义上的王朝，另一部分则是对一个时代的统称（类似南北朝）。

但日本学者对夏朝国祚的判断，更为激进。日本京都大学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学者冈村秀典，从宫廷礼仪出现的时间切入，认为二里头文化三期所建的1号宫殿和2号宫殿，以及配套的礼仪性玉器的使用，预示着中国传统宫廷礼仪的建立，也象征着中国王朝时代的开始。

至于夏王朝的终结时间，中日学者的观点趋于一致，都认为夏商更替发生在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因为原本象征王权的1号宫殿在二里头四期时遭到毁弃。二里头文化有四期，其中第三期的时间为公元前1610年至前1560年，第四期为公元前1560年至前152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组根据偃师商城建立的时间，将夏商更替的时间定在了公元前1600年。

换句话说，从二里头1号宫殿开始建造（代表夏朝建立），到偃师商城的建立（代表夏朝灭亡），相隔不过十年。按照这个时间点来看，夏朝可能像秦朝一样短命。如果我们不考虑一个王朝覆灭后其文化遗存依然会持续数十年（遗民继续在原地生活）的因素，单纯将二里头文化的结束时间（即第四期的晚段）视作夏朝覆亡的时间，那么从1号宫殿的建立到二里头文化的结束，间隔也不到90年。

因此，以冈村秀典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早于商王朝的中国第一个王朝非常短命，《竹书纪年》所说的‘自禹到桀’471年，也未必可靠”。中日学者的分歧出现了。国内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建立时间定得过早，但重新拟定后的时间依然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950年之间，并以天文学推算的“禹时五星汇聚”（公元前1953年2月24日）为依据。

这意味着几乎所有中国学者都倾向认为二里头文化并非全部属于夏文化，且试图在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中找到相关证据，这与日本学者所主张的夏朝始建时间相差超过200年。那么，为什么日本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三期才象征着夏王朝的建立呢？

除了宫殿这个主要象征物外，日本学者还提出了以下几个立论依据：第一，二里头1号宫殿建有6000平方米的中庭，可以容纳1000人举行朝会和祭祀等活动，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朝廷（“朝”是指朝见君王，“庭”是指中庭）。围绕宫殿周围建有规整的长方形宫城，设置了外朝入口和内朝，这意味着二里头开始有了把没有血缘关系的部落集团召集到一起，朝见君王的能力。

第二，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前，各类玉器主要出土于祭祀坑，而在三期之后，玉璋、玉刀、玉戈等玉器成为了贵族的随葬品，这也意味着玉器的用途从祭祀用具转变为仪式用具。诸侯需要向君主献上玉圭，君主任命诸侯时会授予玉器，臣下朝见君主时则需要手持“笏”。这代表了君臣礼仪的建立。

第三，二里头文化一期和二期共发现箭簇48件，而三期突然增加至209件，四期增加至249件。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东下冯一期和二期合计出土箭簇8件，而三期增加至105件，四期为108件。作战武器的暴增，与王朝的建立有密切关系。

可见，不同于国内学者倾向于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比附中探讨夏朝的王朝体系和社会统治结构，日本学者更倾向于从生活方式和出土物的功能来重构夏朝的面貌。比如，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时，国内学者曾围绕二里头是否为夏都还是商都争论了数十年，直到二里头6公里外发现了偃师商城，考古学者通过比较两者出土的陶器和宫城布局差异，最终确定了二里头遗址为夏都。

然而，日本学者则关注到细节，他们发现，二里头1号宫殿内有9个炉灶，排列着8个烟筒，周围散落着许多烧焦的兽骨，认为夏人喜欢烤肉。而在偃师商城代表的商人遗存中，却很少出现这种饮食方式，商人更倾向于煮食，因此在商遗址中发现了适合煮食的鬲。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